进口医药零售业务正式进入跨境电商领域，始于2018年，当期发布的多份跨境电商文件均涉及医药领域。“从通关、物流到清单，至此，跨境医药电商的通道逐渐明朗化，进入热点政策关注层面。”广东省药品监管科学研究基地专家、广东药科大学医药商学院副院长张秋说。
2019年末，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获批跨境电商医药零售试点，2021年河南也获批试点，这两个动作被视为国家医药产品政策的破冰之举。谈及进口境外药品，社会热点最初关注的是“药神”案，此后，旨在满足患者急需未上市境外药品的博鳌乐城模式受到业内重视，而北京与河南模式的出现，让电商平台正以另一种形势，悄然间快速进入这一领域。
历经新冠三年，跨境医药电商规模快速上涨，有电商平台透露，2021年-2023年期间，跨境医药电商平均增速普遍高于40%。“几乎从所有的主流电商平台都说，这个行业的板块增速是高于大盘的。”京东健康医药事业部跨境业务负责人万晓枫说，“我们经常开玩笑讲，跨境医药高于医药电商的发展速度，也高于大的跨境电商的发展速度。”
但在连续三年的快速增长后，跨境医药电商正困扰于其诞生之初就存在的短板。
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有两个渠道：其一是“网购保税进口”，即产品预先存储在境内的保税仓，消费者下单后由保税仓直接发货，效率较高物流成本也可控；其二是“直购进口”，消费者下单后由境外发货，经海关后送抵消费者，整体成本都相对较高，时效也较长。
电商平台进口零售药品也延续了这两个政策渠道。其一来自北京与河南的试点，纳入《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》（下称“正面清单”）的医药产品，可以直接由两地的保税仓发货。而未纳入“正面清单”的药品，只能使用“直购进口”模式购买。
不过，目前正面清单纳入药品较少且扩维缓慢，实践中成本更高的“直购进口”反而成了主流模式。医药作为一种特殊商品，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均是监管重点，药品在国内上市均要通过药监系统的审评审批流程。另一方面，“药神”案后修订的药品管理法，为满足“个人、少量、自用”的境外药品邮购留出了“口子”。徐州医科大学卫生政策与健康管理研究中心主任、中国研究型医院医药法制专委会常委、法学博士谈在祥指出，我国2019年修订的《药品管理法》第65条成为患者合法获取境外药品的重要途径。
而沿着这一政策路径，电商平台最终发展出了“直购进口”药品的模式。从南都记者了解情况看，地方监管部门与电商平台、医药企业均意识到该模式处在国家政策的“模糊点”。跨境医药电商的下一步，亟待明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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