进口医药零售业务正式进入跨境电商领域,始于2018年,当期发布的多份跨境电商文件均涉及医药领域。“从通关、物流到清单,至此,跨境医药电商的通道逐渐明朗化,进入热点政策关注层面。”广东省药品监管科学研究基地专家、广东药科大学医药商学院副院长张秋说。
2019年末,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获批跨境电商医药零售试点,2021年河南也获批试点,这两个动作被视为国家医药产品政策的破冰之举。谈及进口境外药品,社会热点最初关注的是“药神”案,此后,旨在满足患者急需未上市境外药品的博鳌乐城模式受到业内重视,而北京与河南模式的出现,让电商平台正以另一种形势,悄然间快速进入这一领域。
历经新冠三年,跨境医药电商规模快速上涨,有电商平台透露,2021年-2023年期间,跨境医药电商平均增速普遍高于40%。“几乎从所有的主流电商平台都说,这个行业的板块增速是高于大盘的。”京东健康医药事业部跨境业务负责人万晓枫说,“我们经常开玩笑讲,跨境医药高于医药电商的发展速度,也高于大的跨境电商的发展速度。”
但在连续三年的快速增长后,跨境医药电商正困扰于其诞生之初就存在的短板。
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有两个渠道:其一是“网购保税进口”,即产品预先存储在境内的保税仓,消费者下单后由保税仓直接发货,效率较高物流成本也可控;其二是“直购进口”,消费者下单后由境外发货,经海关后送抵消费者,整体成本都相对较高,时效也较长。
电商平台进口零售药品也延续了这两个政策渠道。其一来自北京与河南的试点,纳入《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》(下称“正面清单”)的医药产品,可以直接由两地的保税仓发货。而未纳入“正面清单”的药品,只能使用“直购进口”模式购买。
不过,目前正面清单纳入药品较少且扩维缓慢,实践中成本更高的“直购进口”反而成了主流模式。医药作为一种特殊商品,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均是监管重点,药品在国内上市均要通过药监系统的审评审批流程。另一方面,“药神”案后修订的药品管理法,为满足“个人、少量、自用”的境外药品邮购留出了“口子”。徐州医科大学卫生政策与健康管理研究中心主任、中国研究型医院医药法制专委会常委、法学博士谈在祥指出,我国2019年修订的《药品管理法》第65条成为患者合法获取境外药品的重要途径。
而沿着这一政策路径,电商平台最终发展出了“直购进口”药品的模式。从南都记者了解情况看,地方监管部门与电商平台、医药企业均意识到该模式处在国家政策的“模糊点”。跨境医药电商的下一步,亟待明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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